q [70] 规范宪法学也多次提到了规范与事实的目光流转（在德国缪勒、恩吉施及拉伦茨都对此有所交代），但并未交代如何反观事实，对规范产生影响，又如何对规范宪法学所主张的宪法价值产生影响。
7（P46）本文主要考察所谓的内部证立理由，因为这些理由直接与某种探寻作者原意的解释理论有关。[9] 多数主义或民主是通常的证立理由，一个典型的观点可以表达为，总的来说我们的宪法是一部好宪法，无论是从其最初的通过还是后来可能的历次修正，都是有着民主的谱系。
[9]内部证立的理由是惠廷顿给出的，他认为外部证立的理由大都文不对题，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源于法律自身的理由，即成文宪法这一事实实质上需要原旨主义的解释进路。10（P380）时间并不仅仅造成单纯的距离，它充满了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构成了理解的前见，因此它不是理解的障碍而是创造性理解的基础。首先，法官没有受过历史学的训练，无法解读历史资料，从而无从发现制宪者的意图。将宪法弃置一旁的决定，所引发的就是难以忍受的失序。这一点体现了宪法的真正作者是当时的13州人民，宪法的制定者只是宪法条文的起草者。
H. Jefferson Powell,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of Original Intent, Harvard Law Review 5（1985），p. 896, note 54.[14] James H. Hutson的研究表明，麦迪逊在7月份的每一次会议平均只记录了2740个单词，会议持续5个小时，平均每个会议只有548个单词，而每个小时大概会说8400个单词，麦迪逊的记录只占到7%。11（P214）对此，伽达默尔写道：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非常政治在人类的政治体验当中可以表现为部落战争、内战、叛乱、革命等，当然革命是具有新颖性、开创性含义的革命，是一个现代性的设定，古典革命则是循环革命观。
而社会其实如果你从一个宪法的领域本身来讲的话，本来应该讲的就是政治，而不是社会，政治和社会是两个事。程雪阳：我昨天就看过文章了，今天专门又看了一下，口才不好，写了一个发言稿，是有题目的，给大家念一下。尹好鹏：能否退到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下设宪法委员会？ 田飞龙：我觉得我可能还不会退守到那一步。第二个前提是，飞龙的文章很长，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因此只是这个主题的一个开端，所以对82宪法条文的讨论等还没有看到。
主持人：因为你刚才提了很严厉的话，是因为有一大段的对话之后有了这样的结果，我们的传统当中至少有一点，我们是不服规则的一个民族，西方的这一套东西是规则的，完全是服从制度、服从规则，这是我们传统上最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才会产生文化大革命当中无法无天，就是我们有这个细胞在这个里面，西方人真的没有这个细胞。这种新行政法不同于行政法解释学，它怎么样在宪法上予以定性，在我看来它构成了一种行政宪政主义，属于政治宪政主义的一个分支。
政治宪法学接受的宪法概念是戴雪式的主权规则模式，将宪法认定为政治法，而主流进路接受的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宪法概念，以基本权利为核心，大家都在讲宪法，但是它的核心含义或者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不同的。以上是即兴铺陈的开场白，下面开始我的讲座的正题——中国宪法学脉络中的政治宪法学。当然这里面很多人也还会有很多的质疑。但是，我对这一新探索的前景不敢乐观。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对待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法律和政治问题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区别？比如说土地制度，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重要了，你们导师也有很多文章，我不知道飞龙是因为时间有限，还是说因为政治宪法学本身能力不足，还是说过于追求理论的宏大和完备，所以忽视了当下1982年宪法的重要性。第二个是通过阅读这本书，后来我写了一篇现在看来比较粗浅的文章《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分野——兼评陈端洪新作制宪权与根本法》，当时发在《中国图书评论》上，现在看来里面写的很多东西还是基于自己不太健全的一些理解，写得比较幼稚。从因此，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就一直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非常状态，这个非常状态并不意味着从一个时间段过渡到另外一个时间段，而是一个长时间的作为背景的非常状态，而政治学或者宪法学这样一种学科主要是针对我们今天如何让这样一种作为背景的非常状态能够落实到一种规范或者常态的样态之中。杨利敏：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批判性的思考，中国的传统当中和西方的共和宪政传统当中，到底是哪些东西是我们传统当中所不具备的，然后再说我们的传统当中能提供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对英国的研究非常不够，它是真正的宪政原发国家，它的那些制度到底怎么样在它的历史路径当中，从它的原生制度当中一点点走过来，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理论依托，其实我们完全不清楚，我们对英国宪法是一头雾水的，但它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要找到他们的共和主义、自由主义落实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能从自己的传统当中开出来，再看我们的传统跟它有多么大的差异，我们真正要宪政最核心的东西，必须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放弃的，这些在政治宪法学中都没有看到，就在面上我们谈我们需要共和主义，我们需要保守主义，但是真正那些东西是什么，我们没有看到。
卢永琦：我逐渐开始，不能算是赞同政治宪法学，但是我逐渐意识到在主流宪法学的框架里面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上次比如说张翔的报告中，所有我们说的问题张翔都回应了，各说各的。
像肖老师那一代的宪法学是非常纯粹的政治宪法学（是不是现在的政治宪法学的前身？），他们的宪法学很多政治性。这隐含到我们说的一个问题，我当时在揣摩，宪法学是不是学者在玩政治，是不是在做一种谋略。
限于时间原因，转型政治与常态政治的概念我就不具体展开了，在我的沙龙讨论文本中有具体论述。包括黄老师刚才讲的，不能够容忍超过一句话幽默的、非常枯燥的严格的法教义学，政治宪法学也确实非常赞同。我将这样一种更为合理化的政治宪法学规范基础命名为保守自由共和主义。田飞龙：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宪法。其实就我的理解而言，高老师提出政治宪法学的课题实际上是他学术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之前雪阳也提到过，他之所以会提出政治宪法学这个命题，是与他对中国当下现时代的看法密切相关，这是非常宏大的一个视野，从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到了小康社会了，马上就要建成了，但是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高老师说我们还处于早期现代的时期。因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政治建设任务没有完成，在高老师看来，规范宪法学缺乏解释力。
主持人：那我们先听王旭把话讲完吧。后来由陈端洪、高全喜添加了更加复杂的思想和制度质料，使得这场对话不限于英国与美国或者说主流宪政的对话，而扩展为宽泛意义上的欧美内部的两种宪政话语的对话。
按年龄吧，高老师和陈老师是第一代（主持人：我们刚才是把肖蔚云老师算作第一代），翟小波算是第二代，差不多。但是如果我们有另外一种观察的路径，或者另外一种价值上的认同，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样的欧美的现代宪政转型，同样依赖于政治机构的宪法解释与宪法创造，同样依赖于人民以不完全形式的出场（不可能再有整体的出场规模），从而以政治的方式在宪法保留下来的政治权利的管道上对国家宪政的推动。
而阿克曼处于两者之间，阿克曼既不承认自己是施米特，肯定也不承认自己是凯尔森，阿克曼的时间我认为是转型时间，或者说改革时间，是宪法大的框架已经确定，但是宪法所宣扬的理想原则并没有在制度上予以一一落实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实际上是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就会打破我们关于制宪权或宪法时刻的宪法学神话：仿佛制宪权一次动用就完结了，之后国家就建立了一个由司法守护的规范时间，而把中间的转型时间给丧失掉了。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今天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我的政治学知识可能更多的来自于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以及我感兴趣的其他作者的专论类型的书。第二，某种意义上如果说还能称为政治宪法学的新的一波的话，这些是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进展的工作，这些工作不是埋头于那样一些西方的判例的精细的技术打造的教义学工作能够完成的，当然不是否认它的作用，而是说学者可以有自身的偏向与角色的选择，它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另外，飞龙今天谈的重点或新问题应该是文章后半部分的三种政治类型和政治宪政主义的八根支柱性制度原则——这两个搭配，让我想起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白色大楼，八根大理石柱子顶着饰有石雕的三角形屋顶，十分壮观。然而这种政治类型的终结必须以安顿新旧价值、协调历史冲突的非常政治的方式来完成，就是说非常政治本身最初是以非常政治的方式结束的。
第四是非正式的对话，宪法解释学的代表性的学者一直没有非常正面地——后来直到李忠夏——对学界的热闹的动向予以回应，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有学术上的原因的，因为宪法解释学某种意义上甚至不能称为一个学，因为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大体都是在作解释。而我个人认为，政治宪法学刚好是面对这个问题，或者是迎难而上的。
如果简单对立的话，那么，宪法本身变成政策和政治策略，那就不是研究宪法和规范了。在我看来，高老师借助左右标签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切割，实际上有可能诱导学界弱化对政治宪法学的严肃的理论性学术反思，我觉得这样一种切割并不有利于政治宪法学的学术的深化，反而使得对于政治宪法学的认识更加呈现一种分裂的、或者说内部对峙内耗的效果，使得政治宪法学更加难以确立一种超脱左右意识形态的科学的学术体系。
我对政治宪法学的关注可能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阅读陈老师写的《制宪权与根本法》这本书，当时对政治宪法学本身没有一个很全面的认识，当然现在也没有很全面或者很深入的认识。尽管在这种宣言或者新的学术正确的潮流之下，翟小波依然是反潮流而动，在他的硕士论文里对宪法司法化予以了思想史的考察与批评，这样的考察与批评大概累积到06年、07年前后，他就相继遭到张千帆老师门下两位较年轻的学者的反驳，一位是我的本科论文指导老师、南京大学法学院的赵娟教授，另一位是我的大师兄牟效波博士。
我硕士阶段是跟随王锡锌老师研习行政法的，尤其是跟进了新行政法的学术主题。高全喜老师面对自由主义因教条化而边缘化的现状，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的命题，要求自由主义在关于个人权利之外还要关注国家建构，但这还是不够的，自由主义还需要文化成熟，在关注现代人的自由的同时关注古代人的自由，与传统进行和解与关联。还有就是在学术期刊上的专题的研讨，大概有三次，《中国图书评论》、《苏州大学学报》、《开放时代》等。主持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一套语言中进行建构，但是我们大家讨论还是用公家话而不是私家话，因为要讨论而不是自己自圆其说，不是自己写日记。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北航沙龙。以前我听陈端洪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说你做学问其实这个东西主要基于你对当下的判断，而我认为可能做宪法学的可能也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选择你能做成的人，你能做的人，美国的那一套司法审查，可能终我们一生也做不了，我们只能一代人30年就过去了，可能一辈子就在等待中过去了，可能作为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等待。
包括我本人，这么多年对例如说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保守自由主义这样的政治学流派，学习、研究得真是不多。比如在19世纪很多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对于后来的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的转向以及社会制度的完善是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的。
赵娟教授在2007年第4期的《江苏警官学院学报》上对翟小波老师的代议机关至上论进行了回应，基本上认为英国式的宪制主张违背了现代宪法原理，赵教授重申了基本权利为体，司法审查为用的司法宪政主义的命题。今天我主要谈谈一些疑问。
